中国科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 消费端如工业过程、 居民生活等的碳排放量已经占到碳排放总量的 53%。 消费端的碳减排不容忽视。 此外, 城市是人为温室气体排放的 “主角”, 有数据显示, 75%的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是从城市产生的。 因此, 从消费层面和城市层面探索实现碳中和的方式是新的挑战, 没有现成的方法学和碳市场机制, 特别是在个人参与碳中和方面。
与此同时, 在碳减排大背景下, 各地政府纷纷发布政策文件和碳中和路线图, 力求带动民众参与, 实现区域绿色生活方式转型。 全社会急需能够促进全民参与的城市多元碳普惠落地机制和解决方案。
2021 年 9 月国家公布的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 成为 “1+N” 政策体系的 “1”, 即总体目标。 2021 年 10 月, 国务院发布的 《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与 “双碳” 目标大背景下各行业和各地政府发布的碳达峰碳中和相关的具体的政策文件构成 “1+N” 政策体系的 “N”。
从工业、 农业、 建筑、 交通等行业和产品碳排放看, 很多在运营端和废弃端碳排放占比大的行业和产品, 其碳排放量不断增加, 如交通碳排放已占全国终端碳排放的 15%, 建筑碳排放占 1 / 3 以上, 消费品范围三碳排放一般超过 80%。
例如交通行业碳排放, 主要产生于汽车生产阶段、 车辆行驶阶段, 以及车主选择出行方式阶段。 车辆行驶阶段的燃油排放占 60%。 2021 年中国汽车保有量达 2. 6 亿辆, 机动车保有量超过 300 万辆的城市达 20 个, 已是约 5人中就有一辆汽车。 国际上, 2019 年底欧盟发布绿色新政承诺到2050 年实现碳中和, 像欧盟这样的已经实现碳达峰进入碳中和阶段的区域, 仍然面临着交通行业碳排放持续上升的挑战 。
建筑、 交通行业和产品碳排放都是典型的消费端排放, 涉及公众如何参与减排的问题。 然而生活消费端的碳排放虽然分散, 但总量巨大。 如在饮食方面, 2010 ~ 2016 年, 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中有 8% ~ 10%来自食物损失和浪费。世界资源研究所估算数据显示, 中国每年因食物损失与浪费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约为 11 亿吨。
中国消费部门已是仅次于工业的第二大能源消费部门, 并且能源消费还在呈现不断上升趋势。 在运营使用阶段和后端处置过程中的碳排放, 与消费者行为选择密切相关, 这部分碳排放原则上不属于企业排放清单范围。 然而随着消费端碳排放的重要性不断凸显,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 消费端减排不容忽视。
此外, 消费者个人也希望能够参与碳市场交易, 并能知道自己的碳减排量以及如何拥有碳资产。 更多的非控排企业以及非可再生能源企业也希望有类似的自愿减排市场机制, 可以通过碳普惠市场抵消一定比例的排放指标。这也为推进多元碳普惠机制提供了可能。 同时碳普惠也可以带来更多经济、科技和就业发展机遇, 意义已经远超碳普惠本身。
生活消费端的碳减排场景比较分散, 几乎涵盖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如出行方面有步行、 骑行、 公交地铁出行、 机动车停驶、 新能源汽车使用等场景; 餐饮方面有点小份餐、 不提供一次性筷子、 光盘行动等场景; 办公方面有无纸化办公、 线上会议等场景; 节约资源方面有购买节能产品、 垃圾分类、 二手交易等场景。 这些碳减排场景较为分散, 碳减排量较小, 因此不便于统计。
消费端量化最大的难点在于, 每个人的生活习惯和环境不尽相同,个体的行为选择无法硬性规定, 制定个人生活消费碳减排标准是一个难题。 不同的生活方式中减排场景的碳减排量化, 需要在不同的地区、 企业和行业互联应用 App 使用统一的科学计算方法, 才可为碳普惠交易打下基础。
由于生活场景中有各种 App, 一个人会同时使用多个数字平台, 而每个数字平台计算碳积分和激励手段多样化, 但相互之间不连通, 一个用户的同一个行为可能在不同的平台上得到记录, 如走步、 充电等, 减排量重复计算, 实际减排被高估。
证明用户低碳行为的真实发生也是一个问题, 比如上传光盘照片无法证明食物是否全部吃完, 或者是否使用别人的照片等。
碳普惠制, 即在政策的影响和带动下, 对个人或企业带动下的群体的低碳行为 (行动) 场景进行记录, 并将行为与碳减排量挂钩进行奖励, 激发或引导其践行绿色低碳行为的正向引导激励机制。
碳普惠的基本逻辑就是围绕公众衣、 食、 住、 用、 行、 游等绿色生活场景, 收集居民低碳行为数据, 建立科学的方法或者标准对行为选择所避免的排放量进行量化、 核算, 并记录、 登记到个人碳账本中, 再通过市场化手段, 在相关权益奖励平台上换取优惠产品 (券) 等多元权益, 进而激发全社会积极行动、 共建共享, 建立新经济模式、 新生活方式, 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
作为一种绿色生活方式的闭环回馈机制, 碳普惠运行需要场景、 标准、数字化平台、 监管机制等多要素共同支撑, 同时也需要政府、 企业、 公众、科研机构、 商业、 金融、 公益组织等多行为主体共同参与。
中国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的 《中国落实国家自主贡献成效和新目标新举措》 和 《中国本世纪中叶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 均倡导碳普惠机制。
个人低碳行为主要是由其环境态度决定的。 而国内外研究者通过调查分析得出另外一个结论: 公众的环境态度和环境行为之间存在不一致的现
象。 公众对环境可以持有很高的认同感, 但不等同于会有环境保护的行为。 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2021 年发布的 《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报告》 显示, 公众普遍具备较强的环境责任意识和行为意愿, 但在践行绿色消费、 分类投放垃圾、 参加环保实践等领域却存在 “高认知度、低践行度” 现象, 践行情况 “表现一般”。
美国经济学家、 芝加哥大学教授理查德· 泰勒提出 “助推 ( nudge) ”理论, 指出正确的助推可以帮助人们做更好的决定。 微小的决定可以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很大影响。 2020 年, 联合国环境署出版 《绿色微行动手册》, 选择 40 多种学生、 教工和其他校园成员在生活中作出环保的小决定, 即 “绿色微行动”。 这些微行动, 可以养成减少浪费和过度消费、 拥抱节能低耗的生活方式。 通过这些方法, 学校的管理者和环保人士可以促进师生践行环保理念, 将来自衣、食、 住、行的个人碳排放减少约 75%。
在消费者和企业的各种消费行为中, 需要辨识出有效场景 ( scenario),可以覆盖全社会的生活场景, 让公众意识到行为可以实现。 数字化技术为公
众践行绿色低碳场景和记录行为提供了便捷可能, 且实时动态, 让传统技术条件下不可能实现的行为成为可能, 如网络购物、 网上外卖、 在线教育、 在线会议、 共享出行、 旧物回收等场景。
公平公正原则是碳普惠机制的重要基础, 不同的绿色行为需要不同的量化核算方法学, 这对方法学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目前没有现成的相关部门认可的方法学的情况下, 采用团体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形式。2022 年初, 中华环保联合会发布首个团体标准 《公民绿色低碳行为温室气体减排量化导则》, 提出了行为减排计算的原则和量化导则, 并提出 40多个具体的减排行为, 如共享出行、 临期食品、 塑料包装替代材料、 餐饮行业减少食物浪费等, 并不断在增加。 企业方面, 如阿里巴巴集团制定企业标准, 先行内部统一各种场景。
在计算上, 场景可能与企业端、 消费端都有交集。 若产品的减排量来自产品本身的设计, 如低碳产品, 通过在使用阶段减少的碳排放量平摊到个人每天的账户。 而对于消费者选择带来的避免排放, 确定基准线和替代场景, 以及是否会带来其他额外的排放量, 如不需要餐具, 就是餐具本身的排放量, 而对于小份菜, 减排来自减少的餐食的浪费部分, 都会带来餐盒和配送的额外排放。 并非所有的数字化场景都有减排量, 仍然需要进行更多的实际数据调研和分析, 形成科学的减排计算方法。
基于个人行为场景利用数字化技术, 构建个人数字化碳账本, 作为生活消费端自愿减排交易平台基础。 因为需要对各平台设立的减排核算方法或标准进行认证, 建立第三方平台可打通生活消费端碳普惠自愿减排交易与核证自愿减排的核算规则体系。 对于经认证的平台可以开展自愿减排交易。
数字化技术和碳普惠机制结合, 可以极大地激发公众参与的积极性。 在统一适用的行为碳减排量化标准基础上, 对个人、 企业和城市不同层面输出碳减排账本, 具有统计计量作用, 以第三方数字化绿色生活减碳计量的底层平台展示碳减排动态。 具体要求包括以下 4 点。
(1) 授权个人减排行为, 通过模型计算可即时量化为减排量或绿色积分;
(2) 公众、 社团、 企业、 地区单位可实时查看自身践行绿色行为在个人、 企业和地区范围为单位的减排效果, 亦可进行分散式集中管理;
(3) 后端进入交易, 负责发放物质、 精神或金融激励, 并实时抵消; 可进行减排量排名等竞争机制, 颁发碳减排或碳中和认证证书;
(4) 过程公开透明, 准确持续发放, 实时监督结果可控。 公开接受政策监管。
碳普惠若要参与自愿减排市场, 就需要有统一的标准、 量化工具、 实时交易平台机制以激发个人参与。 由于碳普惠的减排量与前端生产环节、 后端个人行为选择移动出行方式, 或者产品的租赁、 回收或者服务的共享, 需要与供应链中减碳核算相对应, 既形成企业对于整个供应链减排的可追溯, 同时也防止重复核算。
